【杂志微阅读】浙商银行陆建强：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与金融创新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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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建强  浙商银行党委书记

本文载于《中国银行(601988)业》杂志2022年第9期

导语：共同富裕有两大价值内核：一是均衡性发展，二是共享型生态。金融业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方面均是重要主体，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应重点发展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绿色金融和公益金融五大实践创新，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构建共享型的发展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省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必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共同富裕的两大价值内核

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结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可以认为共同富裕有两大价值内核：一是均衡性发展，二是共享型生态。所谓均衡性发展，指的是统筹兼顾每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是社会差距较小的发展，是结构优化的发展，主要解决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和撕裂问题。所谓共享型生态，指的是构建一个全体人民共建共治、互助互利的社会生态，构建一个和谐的、帮扶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构建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生态。

均衡性发展是共同富裕建设的基本路径。发展有两大向度，一是发展的不充分，二是发展的不均衡。解决发展的不充分问题是基础，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解决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效率之源，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市场经济的必然，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差距需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将导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撕裂、对抗等。所以，共同富裕并不是消灭差距，也不是简单缩小差距，而是要解决因包括差距过大等多种因素带来的社会分化、矛盾激化、社会撕裂问题。

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基尼系数小于0.7为贫富差距较低，大于0.8为贫富差距较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2020年为0.70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3—2019年各年度，收入排在后20%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收入排前20%群体人均的1/10，而且该比例长期基本不变，并无明显缩小态势。因此，我国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具体体现在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一是东西部收入仍有相当差距。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人均GDP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和西藏）人均GDP为5.3万元，虽在西部大开发带动下差距大幅缩小，但前者仍为后者的2倍左右，其中东部最富的上海（人均GDP15.9万元）是西部最落后的甘肃（人均GDP3.4万元）的近5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略有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增大，仍处于高度不均衡的区间。2010—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3∶1下降至2.6∶1，但绝对差距从12507元上升至26702元。三是行业差距长期存在。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度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壁垒和政府调节等因素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分析，发现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条法则，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种超越。所以，共同富裕这个事业世界上没有“作业”可以抄，没有“石头”可以摸，完全要靠中国人自己去探索。

共享型生态是共同富裕建设的基本保障。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社会发展问题。共同富裕不仅要解决物质生活富裕，更要注重精神文化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社会各阶层和谐是共同富裕社会价值的应有之义。浙江省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首先就应做好社会课题研究，解决好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在内的痛点问题，以构建共富区为契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共享型生态包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建设的共创共享、社会生活的互助和谐等多个层面。

共同富裕要求构建第一、第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第一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市场效率；第二次分配主要实现的是社会资源的共有、社会成果的共享；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在互助层面实现社会帮扶以及和谐共处。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并不是强迫高收入者“均贫富”，而是要借助社会机制主导的制度安排，推进企业家对实现社会价值的主动追求，以道德和文化引导社会财富“升维发展”，让共同富裕更有质量、更有温度。因此，市场经济可能导致绝对差距拉大，但这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矛盾，共同富裕是要通过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等解决社会的分化撕裂问题，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形成共享互助的社会生态，绘就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建设的两大重点维度

金融业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方面均是重要主体，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金融机构不能只是在共同富裕建设中寻找发展机会，而是应当寻找自身责任，不应当只是依照惯性逻辑推进，必须作出改革创新探索，重点围绕均衡性发展和共享型生态两个方面来发力。

金融应该思考如何在解决发展不均衡性问题上破题。发展的不均衡归根到底体现在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金融作为重点的资源，其配置的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对于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开始得到关注。金融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的理论机制在于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允许更多群体可以基于支出作出合理安排，而不受继承财富的影响。但从实践来看，尤其是根据华尔街金融制度和管理经验，金融机构长期以来遵从“二八定律”，即服务金字塔头部20%的客户以获得80%的收益，如此导致了金融机构对非头部客户尤其是尾部客户不够重视，配置资源极其不均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关于金融对分配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受到更多关注，金融压抑和过度金融成为金融资源不均衡的两大症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我国的金融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金融资源均衡化包括以下三大致力方向：一是金融要重点关注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薄弱领域，重点服务与学校、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相关的民生经济。二是财富管理业务要从倾向于服务高净值客户转向更多地服务中低收入群体，探索促进“扩中提低”的金融方案，探索助力缩小“三大差距”的金融方案。三是要积极研究金融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创新，探索公益金融服务新模式，实现对资源和财富的优化分配。

金融应该思考如何在建设共享型生态中积极作为。共享互助生态要求金融回归初心，发挥基础保障作用。金融具有功能性和产业性双重特征。金融应将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作为第一性，将追求盈利的产业性作为第二性，这是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金融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发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性、基础性、保障性、公益性的作用，充分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金融要从基础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和改革，向实体经济让利，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形成共享互助、互利共赢的生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共享互助生态要求金融去中心化、普惠化、场景化创新。去中心化的金融是指不完全依赖中心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给予各市场主体同等地位并提高金融系统的透明度，构建一个成本更低、自主性更高、价格发现功能更强的金融生态。普惠化的金融是指让金融的有效供给覆盖“三农”、小微、科创等领域，建立“雪中送碳”式的融资支持，促进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场景化的金融是指以客户为中心，将金融服务渗透至各类生产、消费场景，精准对接金融需求，帮助客户降低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推动去中心化的、普惠化的、场景化的金融是将金融产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履行相结合，构建健康良好的行业生态圈，实现各方主体的互助共享。同时，数字化为金融助力共享生态建设带来历史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化金融的本质是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重构金融服务供给场景，提高金融服务便捷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使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大幅提升。未来“无数据不金融、无技术不金融、无场景不金融”将成为必然。数字化改革也将给共同富裕建设带来巨大动能，尤其是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组合能够通过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方式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精准画像，实现信贷产品的精准对接，从而形成数字化的共享互助生态。

五大实践创新方向助力共同富裕先行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应重点发展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绿色金融和公益金融五大实践创新，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构建共享型的发展生态。

聚焦供应链金融创新，助力产业链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供应链金融围绕行业或产业中的核心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通过将金融服务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场景，为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及其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定制化、一体化、综合化的服务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对核心企业、龙头企业的赋能，将核心企业的良好信用加持到处于弱势地位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实现金融服务精准滴灌，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并缩小差距，这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理念的体现。同时，供应链金融可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金融生态，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并将链条上的所有企业连成一条增值链，创造更多经济收益，形成共享型生态。如，浙商银行聚焦浙江省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综合“技术中介、服务中介、信用中介、融资中介”等职能为产业链赋能，目前已在医药、粮食、仓储物流、汽车、家电、金属加工、养殖等30多个行业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深化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感。长期以来，金融服务在一些领域供给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普惠金融。在传统授信模式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面临信息获取难、风险控制难、服务成本高、规模效益不划算等问题，普惠金融发展缓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数字化的发展，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领先银行和互联网公司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信用风险管理，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提升了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可接触性与支付便利度，覆盖传统普惠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长尾市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长尾客户服务过程中，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入小微企业及弱势群体，普惠金融风险管理水平也随之提升，实现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双赢”。如台州银行、泰隆银行从成立起就始终坚持小微业务定位，主要聚焦于户均贷款几十万元的客户，不仅效益良好，同时不良率也低于同业平均水平。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构建“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发展以数字化引领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深化对普惠金融的风险认识和管理能力，通过普惠金融赋能来增强小微企业信心，增加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推进科创金融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来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科创企业的发展也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传统企业相比，科创企业具有“专业性、轻资产、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服务轻资产、成长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与银行传统信贷方式存在偏差。在创新驱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要深刻认识服务科创企业的重大意义，转变科创金融理念，从关注企业盈利、实物抵押的审批模式转向关注企业科创能力（如专利获取、核心技术水平等）的模式，完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覆盖科技创新全流程的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积极打造科创金融生态圈。

开展绿色金融创新，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绿色金融在生态农业、乡村振兴、扶贫减贫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领域，绿色金融能够支持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在乡村振兴领域，绿色金融可以帮助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加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在扶贫减贫领域，绿色金融可充分发挥一些欠发达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将传统生产方式与新生业态进行无缝对接，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缩小区域差距。可见，绿色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领域大有可为。对金融机构来说，要构建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绿色理财、绿色资产证券化等在内的综合绿色金融体系，通过绿色金融解决发展痛点，助力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

推广公益金融创新，丰富金融的精神文明内涵。金融助力共同富裕不能停留于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更要着力解决现存资源配置中的不均衡问题。金融已深度参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并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同样不可或缺。公益金融作为“公益”与“金融”的跨界融合，把金融的工具引入公益事业，是区别于传统金融模式的新型金融模式，也是共同富裕场景下新生活方式、新文明形态的专业表达。金融机构要深刻理解公益金融服务的内涵，以“公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丰富完善公益金融产品和服务工具，创新“财富升维”机制，形成社会价值共创生态。一是加强公益金融服务试点创新，积极开展股权慈善信托、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等创新试点，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加强公益资管服务创新，加强行业保值增值能力建设，通过资产保值增值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为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基础。三是打造公益金融创新基地，完善影响力投资生态体系建设，以金融创新、投资扶持的方式促进青年创业和社会创新，做好典型经验总结和推广。如，浙商银行在公益金融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创新，作为浙江省金融顾问服务联合会会长单位，浙商银行立足公益，积极开展金融顾问制度，推动省、市、县三级金融顾问队伍建设，预计2022年末浙江全省金融顾问人数将达2000人。金融顾问制度使金融专业人士走出牌照限制，通过融资融智，提供一揽子整体金融服务方案，打通单一金融机构壁垒，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更需要的地方，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浙江实践和样板。目前，四川、山东、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已来浙调研、借鉴，金融顾问制度不断从试点走向更大范围的推广。 （责任编辑：李琪）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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